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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新研究警告称，管理方式上的差异意味着西方学者可能难以在中国高校中工作。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员韩双淼认为“大量科研经费、更多工作机会和文化好奇心”正驱使更多西方研究人员前往亚洲工作，尤其是当他们祖国的学术岗位空缺越来越稀缺时。
然而，韩博士称，如果高校不考虑管理风格的差异，那么外国学者将面临“逃避风险”。
在近期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的一项中，她采访了一家中国研究机构以及两家与英国和美国合作的合资大学的外国学者。
韩博士发现，受访者对中国式“常规即兴”做法感到担忧，这意味着教职工需要对管理层的异想天开做出回应。她发现，“缺乏专业协议”和“沟通方式不明确”会导致国际教师产生“脱节”的感受。
中国高校管理层经常在最后一刻召开的非紧急会议只是双方沟通鸿沟的一个例子。
一位受访者表示，在中国，高校管理层可以“随时改变计划，而每个人都必须迁就。在美国，领导者只能这样做一次。如果下一次，人们会说‘不’。”
“一大挑战是，中国确实与我们所谓的教师治理文化没有任何联系。” 另一位受访者说：“在美国，在欧洲，大学是由教职工所管理的，因为他们是必须履行职责的人。”
一位受访者表示，一旦中国高校的院系负责人或院长做出决定，“这将成为政策”，而且“新教师很少有机会直接与他们沟通，这是这里行事的文化方式”。
不同的管理方式也可能影响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进行系统的与可持续的国际合作时会造成困难”。一位受访者称，虽然合资机构“明文上”是与外国合作伙伴共同运营，但实际上，“由于我们身在中国，因此中国的院长一直在负责维持校园的运转”。
评估是管理风格发生冲突的另一个领域。无论学者是否从事高引文影响领域的研究，中国高校系统均以引文排名为主要指标，而美国和英国的系统则更多地考虑同行评审和论文质量。
“在中国，每个人似乎都认为可以对这种事情进行客观的衡量。他们错了。”一位受访者表示，对一名学者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生的生活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有多大”。
韩博士写道，这些外国受访者的经历或许能“对处于相似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她总结道：“问题主要在于外国学者和‘既定’学术实践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融入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亚洲高等教育体系中。”
joyce.lau@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Liu Jing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