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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校科学项目不仅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信息民主化斗争史上的里程碑。
费斯·法恩索斯（Faith Farnsorth）在老师的指导下，将开源的GP9推理引擎与H-Corpus 7数据库连接起来。之后，她的“再生充电器”在2038年“意外”登上了《自然》杂志的封面。由于忘记给笔记本电脑充电，她的作业程序试图延长自己的电池寿命，于是“再生电池”诞生了。10年过去了，据估计，这种创新已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降低了0.5度。
当然，一些国家仍希望禁止贬颁7。即使2027年的大出版商崩溃终结了所谓技术封建时代，一些人仍认为，只有拥有反对开放获取历史的巨额利润公司，才能获得信任来保存人类的学习成果。
但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预料到自给自足的神谕。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笔下著名的人物亚瑟·邓特（Arthur Dent）在“所有知识和智慧的标准知识库”的指引下，在银河系中搭便车旅行。这个“数据库”是上世纪80年代笨重的个人数字助理，差不多可以和他的毛巾一起塞进一个男用提包里。如果技术封建主义者没有把脑袋埋在“云”里，他们会在一英里外看到这种“数据库”的非虚构版本。
历史上，对知识的战略性限制一直是政府的一项隐秘职能。1662年的《出版许可法》（Licensing of the Press Act）和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圣经》促生了一群“皇家文具商”，他们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四处搜捕出版“具有煽动性、叛国性和未经许可的书籍和小册子”的人。其中一些人被活活烧死在自己写就的作品堆上。还有1710年的《安妮法令》（Statute of Anne），这部巧妙的杰作把信息控制重新定义为“鼓励学习”。
在计算机时代，存储容量的发展落后处理和通信50年。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由大型公司运行的大型中央数据库将劫持所有人的数据。陈旧的版权法现在被视为数据科学和科学伦理的最低点，它迫使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支付高额费用来阅读同行们经公共资助写成的文章。
技术封建主义者让警察追捕HC7的先驱者，将其斥为“黑客”。亚历山德拉·艾尔巴科扬（Alexandra Elbakyan）的Sci-Hub现在被认为是HC7的基石。有些高校嘲笑这个网站，但其教授使用它进行研究。2013年，艾伦·斯沃茨（Aaron Swartz）因为下载了数百万篇期刊文章，并打算免费提供这些文章而被逼自杀。
在导师死于胰腺癌后，15岁的杰克·安德拉卡（Jack Andraka）（费斯·法恩索斯的精神导师）使用他在网上找到的文章，研发出了一种可靠且便宜的癌症检测法，并在2012年被授予一项重大的科学奖项。而他的成就可能部分归功于斯沃茨。
随后袭来的是新冠疫情和“气候紧急状态”。科学家与奸商间对于数字权利的友好的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有了新基调。要是称其为“非暴力反抗”就忽略了重点。高校干脆不再参与这个游戏，而更为进步的政府也紧随其后，认为学术出版商的版权霸权不再符合公众利益。人性有所增长。
2021年，材料科学领域的量子飞跃使20TB的硬盘价格下降。几年后，小型200TB的设备席卷市场。另一场更为平静的发行革命也改变了世界。在星际文件系统（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和基于加密货币的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支持下的信息的集体权益激励了可靠的管理。很快，每所学校都拥有了自己的完整科学语料库，并成为“人类语料库全集”（Human Corpus Canon）这一庞大公民科学网络的一部分。
数据和机器学习科学家认为，科学正在转变方向，以解决紧迫的问题。对整个语料库进行整体处理是必要的，语料库需要放置在单一地点，以便进行较为随机的访问。
许多人说，出版商的消失，以及数据资本主义自身的消失，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改变。21世纪30年代出现了多为年轻人的“名人科学家”：孩子们在自己的卧室里（有时在父母的卧室里）玩“游戏化”的、基于贬颁7变体的开源应用程序。它们在一夜之间取代了流行的在线助手，如厂颈谤颈和础濒别虫补。政府不得不在实证验证项目上投资数十亿美元，以跟上流行科学的步伐。
至于法恩索斯，她再生细胞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你可以争论诺贝尔奖金到底应该给她还是给写出她她作业问题的程序员，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皇家文具商和他们的后继者仍想要从科学财富中分一杯羹，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安迪·法内尔（Andy Farnell）是欧洲多所大学的信号、系统和网络安全领域的访问教授和副教授。他的新书《黑客伦理》（Ethics for Hackers）将于明年出版。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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