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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所刚刚宣布启动气候紧急状态的大学的副校长，我面临着艰巨挑战——在不增加碳足迹的情况下，推进学校国际化进程的宏伟计划。
当然，我并不是孤军奋战。这是目前世界上所有大学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还是说，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除了增加国际生人数，纽卡斯尔大学还希望将有国际经验的学生人数增加一倍，无论是来英国学习的学生还是在国外获得宝贵经验的英国学生。
我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两个成功的分校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最近宣布，无论英国脱欧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将继续资助伊拉斯莫斯学生交流计划。将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观点和经历的聪明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不仅对我们的大学社区来说是无价的：这也是我们解决真正大问题的唯一途径，比如抗生素耐药性、食物匮乏——以及气候紧急事件本身。
然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纽卡斯尔20%的二氧化碳是由员工的商务旅行产生的，其中80%以上是航空旅行。我们的许多国际生来自亚洲；目前，仅我们大学就有2300名中国国际生，包括本科和研究生，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年里，亚洲学生的入学人数将大幅增长。如果我们把由此造成的排放物加入到我们的碳足迹中，情况会变得更具挑战性。
为了便于讨论，假设我们的亚洲国际生每年在北京和纽卡斯尔之间往返飞行两次，快速计算显示，他们每个人在叁年的时间里都会产生超过14吨的二氧化碳，大致相当于制造一辆新车产生的碳足迹，可能比他们留在中国产生的碳足迹高出很多倍。
此外，虽然我们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欧洲获得经验，但短途航班的排放量增长很快，廉价航空公司被列为欧洲最大的污染者之一。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我们的承诺——远非英国大学才有的承诺——到2040年实现碳中和呢？
首先，我们需要掌握不同活动的碳成本的准确颗粒数据，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基线，可以据此来做出选择。对我来说，一项关键的举措是委托相关人员对我们的全球战略进行全面的碳库存调查，并据此推断10年后的情况。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正在改变自身开展全球业务的方式。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们招聘了更多的国内工作人员来招聘国际生，减少了我们的航班需求量。我们还任命了一个国际办公室团队担任这一特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官员，确保我们能够跟踪进展。我们正在大力投资于数字营销，这将减少——尽管不是取代——面对面的活动，我们还在考虑恢复我们以前在中国举行毕业典礼的做法，让中国国际生家长不必来到英国。
我们也在与我们的学生——无论是国内学生还是国际生——讨论我们可以做出的其他改变，这些改变将会产生真正的影响，而不会削弱大学教育的宝贵经验。环境未来前景渺茫，他们这一代人理所当然地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将于11月15日组织的“气候对话”，这将是一次契机，让学生和工作人员聚集一堂，想象大学未来净零排放的场景，讨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变革，并确定合作的机会。这是协商进程中重要的下一步。
我们已经同意的一个步骤，是增加视频会议技术的使用，这样我们在纽卡斯尔的学生就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机构学习课程或模块，而不必登机前往世界各地。我还在探索建立一个“全球中心”，这将是一个专门的空间，学生和工作人员可以远程获得全面的国际经验，与国外的机构、学生会、学术界和公司联系，并展示当地文化甚至食物。显然，这仍然会产生碳排放，但这将被节省的航班抵消。
我们还开始了一个反复审查和修订大学旅行政策的过程。这包括取缔碳足迹比经济舱旅行更大的商务舱航空旅行；鼓励更多地使用铁路旅行前往欧洲目的地；并确保我们拥有全大学所有对于学生和员工实际旅行情况的正确、完整的数据。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商务旅行造成的碳排放。
当然，我们也将重点放在通过我们研究的影响所能带来的变化上，与政策制定者、行业、学生和公众一起寻找可以共享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还远远不够。学术界还必须通过教学、房地产、全球活动和日常决策来应对气候危机带来的威胁。
我在与其他大学的校长交谈时，大家普遍认识到未来挑战的艰巨性。艰难的决定需要单独或集体做出，但是不能再拖延了。
理查德·戴维斯是纽卡斯尔大学的副校长。
Print headline: Global expansion without global de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