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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其他大学的同仁讨论时，人们常常认为，最近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部门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这是一大优势，令人羡慕。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历史和社会两方面原因。4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强调“追赶”国际研究型大学的成功模式，包括加大教师激励和人才招聘力度，从而促进了研究的发展。
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大学的典型角色时，可以发现，大学有着强烈的教学导向，这一点毫不奇怪。教授的教学负担通常很重，1998年以前，教师的工资水平不高，与工业界合作给学术界带来的好处有限。
中国政府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启动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可以被视为是对国家教育重点的一次重大“重新锚定”。“211工程”主要是建造“硬件”和制定政策指导方针，以鼓励扩大研究；“985工程”建立在“211工程”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软件”的关注，比如增加对教师的激励措施。
清华大学是工程学传统强校，对清华大学而言，政策的改变给那些不以发表研究论文为导向的学科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但也给其他鼓励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院系带来了优势。
研究数量的快速增长无疑是有效决策的结果，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不可低估。但在过去20年里，我们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包括缺乏创新研究、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出现扭曲，以及对研究伦理和健康学术规范的理解不到位。
论文数量和期刊的“水平”，尤其是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已经成为一些学者衡量自身价值、地位和资源的标志。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中国近年来发表过如此多的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为什么没有产生显着的科学研究成果？
从某些方面而言，这些问题与大学的招聘和留任政策息息相关，这些政策通常要求候选人发表论文的数量必须达到最低要求。还有“短期研究”和“追踪研究”方面的问题，即要求科研人员必须在博士毕业前发表论文，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对科研内容的选择。他们的论文预计对当前的研究，或“追踪”概念有帮助，而不是提出一个全新的思路。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纠正措施和文化转变——一些是由政府发起的，另一些是自身有机发展的——以确保教育体系健康发展、以人为本和整体驱动。2016年，中国决策者特别指出了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叁大挑战：过分重视科研，对教学缺乏关注；过分重视知识获取，缺乏人格塑造；过分重视学位课程的规模，对高质量教学缺乏关注。
此外，自2018年以来，全国上下对教育重点进行讨论，对研究论文与社会实际需求的相关性提出质疑。这次公开对话达成了总体共识，鼓励各级学生(以及他们投资巨大的家庭成员)不要太在意外在的成功衡量标准，如论文数量、学者和学术头衔、学位以及奖项和奖励。这种社会趋势正触及本质，即我们为什么进行研究，并鼓励中国学者找到学术热情，从事能产生真正影响的学术研究。
更广泛地说，这些文化转变也在逐渐帮助中国有条不紊地解决结构性问题。为应对这些社会变化，广泛的改革措施旨在改善大学和科研体系，扭转对教育不科学的评价方式，并更加重视科研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该方法在改善人才和大学评价方式的同时，将有助于大学营造更健康的科研氛围。
在最近的一项比较分析中，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根据自己在美国和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杰出职业生涯经历，创造了“灵魂意识”一词。根据一些评估，中国顶尖大学的“硬件”和“软件”可能已经赶上了国际标准。然而，及时引入“灵魂意识”——一种无形的品质，让大学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硬件和软件来造福学生和社会——提醒我们还有更大的改进空间。
要提升“灵魂意识”，并不像分配资源和提高研究产出水平那么简单。学生和老师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必须受到兴趣、志向和贡献的激励。因此，清华大学和其他中国领先大学正在加快必要的改革步伐，并适应一种并非旨在“迎头赶上”的发展模式。相反，这是一个反映各自社区需求、国家发展重点和新出现的跨国挑战的模式。
清华将继续在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自2014年以来，清华大学加快了本科教育改革进程。截至2017年上半年，所有80个本科课程都已成功修订，纳入多学科培训。约49个学科专业被分为16大专业方向，减少了必修核心课程，促进了多学科参与，提高了学生的学术适应能力、专业技能和资质。
中国高等教育将继续展示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在迎接国际挑战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特殊国情。社会范式转变和新的政策改革正在使教育重点进行健康调整。这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下一阶段至关重要。留意这一空间。
杨斌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