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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力、公共目标和负责任的管理正迅速成为全球商学院的座右铭。这不再是决心从边缘地带煽动变革的激进分子的做法，而已经成为了主流。
最大的国际商学院认证机构——美国大学商学院促进会（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有着明确的战略愿景，即“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商学教育，以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我们被告知，商学院课程里充斥着“贪婪无错”式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你可以在耶鲁（Yale University）把惭叠础和环境管理联系起来，或者进入哈佛（Harvard University）和沃顿（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社会影响项目。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萨义德商学院在社会影响教育方面有一个完整的专业。
这一切在商学院中进行的研究意味着什么？今年早些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我所在的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的会议。我所在的分会场关注的议题是不平等和组织。比起这个学术研究与全球最紧迫的挑战之一相碰撞的场合，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合来寻找真正的社会影响吗？
但我很失望——虽然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围绕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如何延续或应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从不同方面发表论文时，有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没有被讨论：学者们能够如何真正利用和发展知识，为解决不平等之恶做出贡献。取而代之主导讨论的是演讲者如何让他们的论文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最好是美国的学术期刊。
我之所以说主导，是因为发表策略不仅仅是讨论的核心主题，而且似乎研究不平等的目的与减少不平等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真正的决心是发表对于不平等的精英论文，以推进自己的学术生涯，并成为对“最好的”商学院而言，一种有市场的劳动力商品。
这一事件让我坚信，阻碍商学院社会影响力的真正障碍是我们形成的研究文化，尤其是在过去20多年来形成的文化。这种文化痴迷于让院长们有吹嘘资本的出版物和排名系统。在西方世界，它还助长了学校的营销手段，以吸引利润丰厚的国际学生。
我们的研究已经变得如此市场化，以至于知识创造已沦为一种交换过程，其价值与高校创收和教授薪水挂钩。这肯定会产生影响，但受益者是商学院本身，以及那些精力充沛的教授，他们拥有人脉和专业知识，可以撰写所谓的顶级期刊会刊登的文章。
商学院是一股“行善的力量”？我不这么认为。最狭隘的利己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商学院想要真正把自己的目标定为社会价值和造福他人，那么就需要在研究文化和实践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无论刊载你文章的期刊是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商学院排名所使用的里，还是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发布的的24份榜单上，又或者是在澳大利亚商业院长理事会（Australian Business Deans Council）的“榜单上，你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一种维护传授西方知识的精英机构的特权的排他性方法。这些排名决定了个别学者的表现目标，因为它们决定了评选终身教职和晋升的标准。这些数据被录入系统，继而用于比较全球商学院的“质量”。它们为政府审计机构提供信息，这些机构声称要衡量我们的研究“在全球有多么领先”。
所有这一切在全球商学院创造并延续了一种研究文化，这种文化对精英期刊出版物的崇拜达到了极端分散注意力的地步。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只与自己有关。
我并不是说在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不重要。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系统，不论它有多么不完美，都为知识生成过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检查。但如果你想要的是社会影响，那么期刊出版精英主义就不是最终目标。
当我与高校以外的人交谈时，他们发现我所说的即使不是陈词滥调，也都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真正重要的是研究对象牙塔之外的混乱世界所产生的、或将要产生的影响。我们应该感到尴尬的是，尽管我们夸夸其谈，但似乎仍无法真正理解这一点。
卡尔·罗德斯是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商学院院长。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