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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内每两天发表一篇同行评审期刊论文的马克·格里菲斯(Mark Griffiths),并不是那些因新冠危机导致学术产出下降的研究人士中的一员。
根据厂肠辞辫耻蝉数据库的记录,这位英国最多产的心理学家、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行为成瘾研究的杰出教授,在2020年迄今已有161次学术发表,包括论文、书籍、会议论文集和信函,这使他的教研职业出版物总数达到864篇。
即便是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也可能低估了他的实际产出:谷歌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至少将1200份出版物归属于他的名下,使其获得了约8万次引用,其中过去5年就有5万次引用。
那么,当许多社会心理学家高兴地每年发表一两篇文章时,格里菲斯教授是如何产出数量如此惊人的成果呢?他告诉泰晤士高等教育,拥有庞大的科研合作伙伴网络是主要原因之一——据厂肠辞辫耻蝉显示,其论文合着者总数为898。
他解释说:“我的合着者绝大多数来自我的博士生。我通常带8到10名博士生,而某些(前学生)也成为了多产的科研人士。”
格里菲斯教授坚持认为他“对发表的每篇论文有智力贡献”,并且经常参与研究项目的设计、监督和手稿的批评审阅。
虽然学术出版方接受而且爱思唯尔的(颁搁别诲颈罢)系统也正式认可这类贡献,但教授通过批判审阅文稿而获得署名权的议题也可能引起争议。对格里菲斯教授而言,他的投入意义重大。他说:“我有时在一篇论文的初稿上能花5到6个小时,而有些论文要进行多达10次重新起草。”
他说:“每天都有人发给我一篇论文,说‘希望能在此署上您的名字’,但我告诉他们不行。除非我有智力上的贡献,否则我不会在一篇论文中署上我的名字。”
但是,鉴于这种审阅角色涉及大量工作,要怎么做才能发表这么多篇文章?格里菲斯教授说:“答案是我从来没有过每周工作37个小时,通常我每周工作50至60个小时。”
他补充说:“我所有的教学工作被压缩至一个月,从一月到二月中,所以我得以继续与想要的研究者协作。”他说,在还是一名年轻讲师时,他曾经在1992年全年只发表过一篇论文。
“如果教学占用了大量时间,你就没办法发表太多成果,但一旦你招募到一些优秀的博士生,工作将变得更容易。”
格里菲斯教授最频繁的合作者包括匈牙利《行为成瘾杂志》(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的编辑索特·德米特洛维克斯(Zsolt Demetrovics),他与该杂志发表了101次。牛津大学发展神经心理学教授多萝西·毕晓普(Dorothy Bishop)的一篇指出,格里菲斯教授是过去5年内该期刊13%论文(384篇文章中的51篇)的合着者,这促使该期刊出版方声明这些论文已经过独立审阅并且没有获得特殊优待。
格里菲斯教授则认为,高产出版的真正问题在于科研界惯例,因为研究小组和实验室负责人通常将自己的名字加到论文上,从而使他们每年可以增加数百个作者署名。
他说:“根据经验,你至少应当完成5%的工作(以获得作者署名),所以当看到有论文署上2000位作者的名字时,我不敢相信,但这就是学术出版道德的真实故事。”
jack.grove@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Liu Jing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