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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警告称，大学通常以“狭隘的”方式理解社交媒体对研究影响指标的提升作用，而非培养长期的公众参与。
由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教育学讲师马克·卡里根（Mark Carrigan）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教育学院研究助理凯蒂·乔丹（Katy Jordan）进行的分析检查了向英国2014年“卓越研究框架”所提交的影响研究。卡里根博士将其形容为“高等教育资助首次实际上取决于有关社交媒体的主张”。
卡里根博士称，这项研究揭示了“总体来说约25%案例研究提到社交媒体的一致模式”。然而，这一数字从生物与医学科学的13.1%上升至物理与数学科学的17.6%，社会科学的23.4%以及艺术与人文科学的46.3%。
卡里根博士表示：“看到这些数据，很难不推测这一点，即一门学科越安全，就越不可能通过社交媒体来产生研究影响。”
但二人于11月4日发表在《后数字科学与教育》期刊（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上的这篇也发现了“以幼稚和有问题的方式引用平台指标”的证据。相对较少的案例研究提到社交媒体如何用于“扩大研究参与”，而“惊人地高占比案例仅使用社交媒体提及和指标来反映传统学者的影响或媒体形象”。
卡里根博士表示，这揭示了“一种文化，其中社交媒体参与只是学者进行公众参与的代名词”。然而，这是“一种非常狭隘且在某些方面弄巧成拙的方法”，因为它忽略了“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是谨慎而缓慢地建立关系，而不是向尽可能多的受众宣传自己。它是对于随着时间推移来识别和建立联系。鼓励人们成为社交媒体名人对此没有帮助”。
常见地强调社交媒体在个人职业生涯中的运用也忽视了它对机构的意义。
卡里根博士和乔丹博士的论文指出：“在影响评估中使用数据将高等教育机构与平台资本主义的数据基础设施松散地结合在一起，长期后果不确定”。所涉及的公司“享有与该数据的特权关系”，并具有“以多种方式将用户锁定在其运营中”的商业动机。与许多其他人一样，卡里根博士对“这些公司在短时间内积累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实力”的方式感到担忧。
该论文得出结论称，后疫情时代的大学很可能是“一所‘平台大学’，我们对这些基础设施的依赖将是无处不在的、规范化的和有计划的”。因此，研究人员需要远远超越“个人如何使用技术”的问题，并意识到“更广泛的制度转型：将平台作为中介嵌入流程的‘平台化’将如何改变中介活动的特征并对其施加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