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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高等教育有着崇高理想。
纽曼主教（Cardinal Newman）认为大学是开明的、自由思考的地方，让人们可以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各抒己见、争长论短。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教学生以质疑他人观点的那种严谨来质疑自己的观点。用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话来说，上大学给予了学生一份，让他们与自我谈话，不受任何社会成就要求的约束。斯特凡·柯里尼（Stefan Collini）是这一方法的当代倡导者。
这些理想化表达经常被用于反对历届政府对英国及其他地方大学施加的日益严重的“市场化”政策。对许多学者来说，对就业的关注稀释了他们事业的更高目的。然而，上述观点自封为“21世纪高等教育唯一的目的”，这却是有误导性的。
THE Campus resource: Strategies to train students in three transferable skills wanted by employers
这当然是各国政府的观点。英国学生办公室（Office for Students）根据学生在毕业15个月后从事高技能专业性工作的比例来定义课程的成功与否。在这一措施中表现不佳的课程可能会受到检查，甚至关闭。对于在多个课程上毕业生成绩不佳的大学，最终的惩罚可能是失去其作为大学运营的执照。定于2023年初实施的教学卓越框架（TEF）修订版也可能使用毕业生成绩作为衡量标准。
但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政客和监管机构的要求而追求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许多学者对此不屑一顾，这也常常与学生的动机相悖。在英国及其他地方，许多人攻读大学学位是为了备战技能就业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地位较低的大学尤其常见，这些大学吸引了更多经济困难的学生。对这些人来说，上大学比家境较好的学生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他们强烈期望学习将带来物质回报。
在这些学生的动机列表中，实现个人成长和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得分也很高。但这种“投资者”方式也受到一种预期的驱动，即学位将带来富有成效的、有技能的、有声望的工作。学生们也提到大学教育的更高理想，但很少将其作为学习的主要动机。
这些动机可能只是学生内化了许多大学中普遍存在的市场化价值观的一个表现，但在我的经验中并非如此。不管怎样，大学忽视就业的重要性是冒险之举。
当然，高等教育机构并不对其毕业生是否获得高技能的工作负全责。许多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毕业生在招聘和就业时都面临着有意无意的歧视，尤其是在所谓的知名行业。特权似乎是要付出代价的。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障碍，大学在帮助学生取得职场成功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因而（如果它们也能为弱势群体提供上进的机会）增强社会流动性。
培养就业技能需要大学提供更多、更包容的课外活动和工作实习机会。它们还应设立并使用自己的职业介绍所，并与行业委员会和合作伙伴合作设计、提供和评价课程。这有助于重新思考课程及评估，采用基于工作实践的学习模块，并确保模块和课程学习结果反映了发展就业技能的需要。
这一切的好处不仅仅体现在毕业生的钱包里。在对于学术界在提高学生就业能力方面的作用的讨论中，经常被忽视的是就业在心理健康和总体福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压倒性证据。越来越多的英国大学生达到了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的诊断标准。相当一部分人的抑郁程度高于普通人群，他们的自杀率在过去10年里显着上升。好的工作促进社会包容和支持，增强人力和社会资本，并赋予社会地位。因此，帮助学生获得最佳就业情况的大学可能会对公共健康做出重要贡献。
考虑到英国政府对毕业生就业较差的课程和大学的威胁，促进就业能力对大学员工的工作、健康和福祉也很重要。这可能不是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但也不是一种不光彩的追求。
帕特里克·卡拉汉（Patrick Callaghan）是伦敦南岸大学（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负责研究的助理副校长和心理健康科学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