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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学术界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给教职员工颁发的奖项越来越多。这些奖项通常以“校长奖章”的形式颁发，表彰其在研究、教学、领导能力或公共影响力方面的杰出表现。他们的风格几乎是一样的，至少在英国的大学里是这样，就好像所有的大学校长之间流传着一份备忘录。任何研究现代职场的人类学家都会发现这是一种有趣的仪式。然而，它们的突然涌现却没有引发任何评论或批评。大学管理者用一个通用的短语来解释它们：庆祝成功。除了扫兴的人，谁会反对庆祝成功呢？
那么，我就是个煞风景的人。我并不是责备人们接受奖项。学术界缺少肯定，我们都喜欢被肯定。但这些奖项却有些许幼稚之处。“庆祝成功”一词起源于小学的颁奖大会。许多学者（包括我在内）是那种老师经常给他们的作业贴上小星星的孩子。奖品吸引着我们展示出渴望取悦的一面，同时巧妙地阻止我们进一步提高水平。从奖励的角度，工作就不是与雇主签订合同，而是一种支配我们一生的激情，我们中最优秀的人因其能够“出人头地”。
“庆祝成功”这个词掩盖了所有奖项的竞争本质。这意味着这些奖项的获得者并没有真正为得奖而竞争。成功只是得到了上天善意的承认。《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渡渡鸟，当被问及谁赢得了热身赛时，宣称：“每个人都赢了，而且都必须有奖品。”这是仙境，渡渡鸟当然是在胡说八道。不可能每个人都赢得一场比赛，如果每个人都获得奖品，那么奖品就没有意义。奖品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地位商品，其价值来自于稀缺性，也就是其他人无法拥有它的程度。每次你给某人奖励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再给其他人。每当你庆祝成功的时候，你定义了什么是成功。庆祝成功意味着大学生活中与市场价值相对抵触的一面——我们与同事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竞争。
与此同时，奖励的泛滥引起了一种反思失败的救赎方式。大学已经大量投入到“拥抱失败”的运动中。它由2000年代中期的美国创业者发起，后因自力更生和自我成长理念的大肆渲染而逐步壮大。它所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从中学习和成长。失败只是我们通往成功路上要克服的障碍。毕业典礼的一个新特色是荣誉校友作为失败问题的专家证人出席典礼。他们对应届毕业生说：“不要害怕失败。”
“我的一生都在失败，但这都是我旅程的一部分，让我今天能走到这里。”
英国大学也效仿了美国的做法，开设针对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课程，以应对失败、抵抗冒充者综合征以及培养韧性。最近我必须完成一个对于“回弹韧性力”的在线培训课程。除了对于有意识呼吸、健康饮食和睡眠卫生等温和明智的建议，它还敦促我们采取“强大的姿态”来“立即获得让你感觉良好的因素”，从而“重启你的抗压能力”。
“拥抱失败”运动太过频繁地屈服于陈腐的积极态度——相信每一个消极因素都可以被扭转过来。在彼得·拉特克利夫爵士（Sir Peter Ratcliffe）获得2019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第二天，他从《自然》（Nature）杂志收到的一封退稿信开始在上流传，下面贴出了合适的鼓励言论。他们说：相信你自己。其他所有人最终都会赶上来。成功最终会找到你的。失败是成功的垫脚石。
只是这些都不是真的。相信自己并不总能让别人相信你。成功最后不一定会找到你。失败并不总是成功的垫脚石。最大程度的齐心协力也可能失败。在任何比赛中，我们大多数人都将是失败者。失败总是有可能的。这是统计概率、基础数学、数字游戏——这就是常态。
对于长期陷入失败的学术生涯来说尤其如此。大多数新博士都不会进入招聘名单。大多数资助申请都失败了。大多数论文在提交之前就会被拒绝或抛弃。大多数发表的作品都被忽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失败和成功，而不是假设失败可以通过肤浅的积极思考而根除。年轻的学者们在一个有缺陷和不公正的体系中失败了，他们不得不把前辈们的成功看作是坚持不懈并最终到达目的地的闪亮灯塔，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
“拥抱失败”运动表明，市场的语言和逻辑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市场希望我们相信，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最终都会得到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重整旗鼓，重新开始。
永远不会失败的是市场本身。因为大学市场化是一个由政府发起并得到大多数大学领导拥护的乌托邦式的工程。它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激励竞争和更好的绩效衡量来解决。如果这个乌托邦式的计划失败了，责任绝不应归咎于该计划，而应归咎于未能完全实现它。乌托邦主义者认为，市场化失败了，因为市场化的价值观没有以足够的热情和敏捷的方式进行传播。失败的努力必须加倍。因此，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追逐日益远去的地平线，奔向市场主导的乌托邦。
如果市场化是不变的设定，那么唯一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你的失败并不是故障不均匀的失效的系统造成的。不，这些问题必须由你自己来解决，只要你具备那种令人钦佩的品质——“回弹韧性”。
2010年，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神经学家梅勒妮·?斯蒂芬（Melanie Stefan）在《自然》（Nature）上的一篇中提出了一个想法。?斯蒂芬的大多数研究资金申请都没有成功——这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资金炙手可热，所以成功率很低。当她得知巴西足球运动员罗纳尔迪尼奥（搁辞苍补濒诲颈苍丑辞）未能入选巴西2010年世界杯国家队阵容时，她对自己的失败感觉好多了。罗纳尔迪尼奥是巴西前两届世界杯的球星之一。巴西的国家队阵容已经高调宣布，因此罗纳尔迪尼奥未能入选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让斯蒂芬感到奇怪，为什么运动上的失败如此引人注目，而学术上的失败如此隐蔽。她写道：“作为科学家，我们构建了一个成功的叙事，让我们自己和他人都看不见挫折。”学术生涯看起来就像是简单的评价指标的累加，没有任何迹象来显示我们不可避免的朋友——失败。
斯蒂芬建议学者们写一份另类的简历，列出他们曾经所有的失败。她警告说，这将比普通的简历长得多，但它将更真实地展现一个学者的生活。受此启发，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内斯?豪斯霍费尔（Johannes Haushofer）发布了他的（CV of failures）。他把它归在类似于简历的小标题下，比如“我没能申到的学位项目”、“学术期刊的退稿信”和“我没得到的奖项和奖学金”。豪斯霍弗尔的失败履历在网上引起了轰动——他苦笑着说，比他的标准履历上的任何东西都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失败履历是一个甜蜜而慷慨的设想。但它仍然依赖于失败是救赎的思维回路，即把失败视为总能转化为成功的东西。失败的简历往往出自终身学者之手。他们会公开自己的失败，以此激励那些处境不稳定的年轻同事们抛下失望之情，继续攀登职业高峰。
一份真正的简历不仅包括失败，还包括从未够得上失败资格的、未完成的琐碎之事。它将记录我们生活的一大部分，那些错误的开始、浪费的时间、毫无目的的担忧和毫无结果的呻吟。它会坦承，我们作为学者所做的大部分有用的事情都是不可记录的，是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做的，只是为了让整个学术生活继续运转。学术生活是一个微妙的生态系统，其中的每一部分都相互影响。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没有所谓的个人失败或成功。蚯蚓和魅力非凡的巨型动物一样不可或缺。每一种生物都对栖息地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在市场中，失败和成功都很容易衡量。主要的标准是生产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率。但在学术生态系统中，我们不可能总能够识别出什么是输入和输出。我们的很多工作都是随机的：一个随机决定的过程，结果是不同步和不对称的。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教学理解为市场所言的“传递”行为，它是一种多层面的追求，涵盖了从学术专业知识到社会工作的方方面面。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这样写道““教师的影响是永恒的；他永远也不知道他的影响会有多深远。”通常他也不知道教师的影响从哪里开始。每一位讲师所教的课程都可能因不知名的原因而失败，没有多少学生的反馈能揭示出来。在任何我们与其他人互动的活动中，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和我们一样神秘、复杂和独特。
与此同时，学术研究可能会持续数月，几乎没有明显的进展迹象。一项科学实验可能只会产生无效的结果，其优雅的理论被经验的现实所毁，证据埋在实验室的书本里。一场考古挖掘可能会在几周内除了塑料包装纸和拉环外一无所获。如果有的话，一天的写作收获可能会产生一些可用的句子。即使完成了研究，研究本身也是不完整的。总是还有一个参考资料要检查，还有一个来源要追踪，还有一项理论要采纳。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临时性的，可证伪的，所以有人可以过来指出你阅读中的漏洞或你论证中的疏漏。
我自己在学业上的失败并没有成为自我提高的动力。他们做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让我摆脱了机构期望的仓鼠转轮。他们迫使我面对空白的日子和干燥的季节，以市场的短期和令人满意的标准来看，这看起来像是失败。他们教导我，每一种学术生涯都是不同的，都沿着自己的轨道走向自己的目的地。
成功使我们分裂；失败使我们团结。“所有的失败者都与他们之前失败的人一脉相承，”杰克·哈伯斯塔姆（Jack Halberstam）在《失败的奇怪艺术》（The Queer Art of Failure）中写道。“失败爱抱团。”“庆祝成功”的文化声称是促进同僚合作——让我们一起庆祝成功吧，每个人！——但实际上破坏了它。授奖并不能取代更棘手、更耗时的任务——与同事交谈和倾听，并让他们感到受到重视。在市场化造成的所有其他不平等现象中，奖惩的破坏是其较为温和的一面：不安全的合同、巨大的薪酬差距、“非经济”领域的削减，以及对过度工作和竞争繁忙的普遍迷恋。
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体系中，大多数学者都无法取得成功。正如刘易斯·海德（Lewis Hyde）在1983年出版的《礼物》（The gift）一书中所定义的，学术界是一种礼物经济。它的交易对象不是商品，商品一旦转手就会贬值；它交易的是礼品，当被更多的人持有时，礼品就会增值。这种礼物不能出售或囤积，而必须经常送人。我们把一篇学术着作称为“贡献”，因为它必须对群体有所贡献，而不仅仅是为作者积累声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渴望的东西——同龄人的认可——如此难以捉摸。学术威望必须保持流通；它不能被储藏起来，更不能固化成一枚奖牌或证书。我们也不能预先确定我们的工作对他人的影响。“所有的工作就像播下的种子，”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写道，“谁来计算已经产生的、现在仍在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呢？”许多种子散落各处；大多数落在石头上，不会绽放花蕾。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信，我们的努力终有一天会融入世界所积累的知识和智慧之中。这是唯一持久的成功。
乔·莫兰（Joe Moran）系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英语和文化史教授。他的新书《如果你失败了：一本安慰之书》（If You Should Fail: A book of Solace）最近由维京企鹅出版社（Viking Penguin）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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