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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某个时刻，通常是四十多岁时，许多学者已经厌倦了这个游戏并且想要退出。然而，许多人无论如何都会坚持到退休，要么是因为他们缺乏其他选择，要么仅仅因为这是阻力最小的道路。对周围的每个人来说，其后果都可能是可怕的。
动力是高效工作的基础，这并非什么秘密，尤其是对那些拥有商业和管理背景的人来说。但学术界滋生消极情绪和“内部辞职”的特殊倾向却很少被承认。
我的一位大学朋友在美国一所顶尖高校拥有终身职位，但一直困扰他的是，即使在那里，许多同事“课教得不好，自己不做研究，而是闲逛等待退休”。
几十年后，他也厌倦了年复一年教授或多或少相同的课程内容以及花费大量时间撰写乏味的论文——除了他的简历，这些论文似乎对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什么影响。他告诉我，他无法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继续在这台跑步机上跑下去。
但他有一条积极的出路。他已经在做一些利润丰厚的咨询和融资初创公司，因此他转为全职从事这一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和很高的动力。
同样，我认识一位事业成功且极富魅力的工商管理学教授。他在四十多岁时辞职，创办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这家公司在国际上取得了重大成功，而这位前教授仍被视为管理思想的领导者。
其他人则进入大学的行政部门。我认识的一位前艺术学教授迫切希望换个职业环境，她发现自己“喜欢大学政治”，于是进入高级管理部门。她经历了几次机构变动才到达最高层，但最终她到达了那里。
然而，其他人则找到了道德和学术上都有问题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职业中期危机。他们中一些人不再正确地工作或完全逃避了一部分工作——同时通过利用系统和依赖于系统的人来掩盖这一现实。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位教授公开告诉他的博士生，既然他现在已经拥有了椅子，他“将享受生活”。这些倒霉的博士生不仅要完成他的所有研究（在简历中，这些将被作为教授自己的成果），还要负责其教学相关的所有行政事务，以及为他制作幻灯片并包揽考试出题和评分等。
与此同时，这位教授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在另一个国家建立一个研究所上。该研究所对此很感激，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但他的一位同事向我描述其行为“完全歪曲了教授本应该做的事情”。
另一个消极解决方案的案例是对于一位全职商业教授的。除了完成一些导师任务外，他完全忽视研究，只在有课或者会议时才来学校。他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花在管理一家咨询公司上。当一位同级别教授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的态度变得很恶劣，而且这种敌意在长达20年间都没有停止过。
这种缺乏动力的“死木”学者有多常见？一位从事语言工作的同事曾告诉我，在她的大学里，“如果能承担后果的话，起码半数学术人员明天就会辞职”。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晋升主要靠裙带关系，而且如果没有与合适的人站在一起，他们就没有机会。她和她的教授丈夫最终搬回自己的祖国并退休，毫无疑问得到了一两笔遗产的帮助。但太多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苟延残喘。
例如，我认识一位能力出众但专业领域极其狭窄的教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专业领域对学生和期刊的吸引力逐渐减弱。最终，学校失去让她继续留在学校的理由，并建议她提前退休。她本来可以这样做，但算一下发现如果一直待到正常退休年龄，养老金会更高。于是，十年来，她或多或少地让自己忙于委员会工作、偶尔写一些深奥的文章以及在大学里到处做客座演讲。
她向我坦言，她起码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成为所在部门的负担。然而，其他人似乎用“无法控制”为由将他们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合理化。例如，上面提到的某一位学者曾经向我解释说，他“无法改变制度”，以此来证明他的态度是正当的。
我同意问题出在系统上，但不是他想的那样。大学校园里到处是专注于所在学科、学生和高校的杰出教授，其中一些人甚至在退休后仍然继续奉献。但很多变得“陈旧”的人（以及在其他行业会被排挤的人）却被学术体系留了下来。
通过这种内部辞职，他们阻碍了能够更好地投身学术工作的年轻同事的进步，欺骗了学生，进而降低了同事的积极性。
简而言之，问题在于这个系统太容易被滥用了。
布莱恩·布洛赫（Brian Bloch）是一名记者、学术编辑和明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ünster）学术研究英语讲师。
Print headline: Having a midlife crisis? Don’t just hang around waiting to ret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