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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我为一名学生写了一封推荐信。这个月，他给我写信表达感谢之情。
这位学生——姑且称他为杰森（闯补蝉辞苍）——需要一封推荐信才能被大学的荣誉项目录取。我同意了他的要求，写了信，他被正式录取了。但是直到他给我写信，我并不知道这一成功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在整件事中，我的信是连锁反应的一部分：进入荣誉项目给了他额外的机会，帮助他进入了一个声望很高的研究生项目，并最终让来自爱荷华州一个小镇的孩子步入了科学界。
我认识的这个年轻人，即使在当时也常常进行深刻的思考。现在他写信给我追忆往事。在他称之为“黑暗的日子”里，作为一名新生在实验室里犯错，或资金申请没有通过时，他会想起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我很幸运，处在这一连锁反应的起点附近。
我写过很多信，教过很多学生，以至于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想起为杰森所写的信。他第一天上课迟到了，坐在英国哲学楼二楼教室的前排座位上。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认为这座阴冷的建筑物不配拥有窗户。教室里有一个“禁止吸烟”的标志，被敷衍地贴在烟渍的旁边。烟渍是这幢楼中举办作家工作坊时积累起来的。
看完名单后，我问是否每个人的名字都被点到了。这时，杰森突然举起手来，说：“我走错教室了，但是我认为我会选这门课。”于是他留在了这间教室里。
就像我现在的许多学生一样，杰森当时紧张地处于人生的休止期：一个身份结束了，另一个身份即将开始。这使他在那些可以轻易关上他未来之门的人面前变得更易受到伤害。一个“不”可能会使他的人生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我之所以同意为他写推荐信是因为他增长的阅读量，愿意跳出美国中西部惯有的被动攻击的窠臼进行辩论，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为了寻求答案阅读不同学科的材料。但我之所以同意，也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意义之一。我并不是指义务，而是指机会——帮助引导学生度过他人生关键阶段的机会。
至少在美国，推荐信已深嵌在我们的生活中。在高等教育的世界里，从荣誉教授到“任期可延长”的，处处都需要推荐信。（当需要申请延长任期时，申请人可能又需要提交一批新的推荐信。）
然而，对推荐信的要求也受到了广泛批判——我认为这些批判是有道理的。学者们几乎普遍性地抱怨称，写推荐信是一种费时又没有回报的负担。类似的抱怨称推荐信的语言是虚假的：要么通过夸大，要么处于对信件公开后的法律后果的恐惧而缩小到最低程度。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即这些信件是精英们写给那些外表和行为都与他们十分相似的人的。对于那些已经得到机会的人，推荐信的确可以用来剥夺他们的机会或进一步偏袒他们；甚至更糟地，使偏见永存。
对于这类信件有多容易被滥用，我有过亲身经历。曾有一名着名学者给我写了一封典型的过短的推荐信；这封信太短了，以至于没人拿它当回事。也曾有人给我写过足够长但毫无意义的推荐信；信上罗列了我的成就，但没有描述这些成就的意义。在我职业生涯的一个关键时刻，一位导师告诉我，他们不会给我写推荐信了，因为是时候让我“自己照顾自己”了。
然而，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别人为我们写的推荐信，我们很少有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从高中毕业到获得副教授的终身职位，我至少拿到了20封推荐信，还不包括申请资金、奖项和研究机构等需要的推荐信。一个小型军队的人自愿抽出时间来帮助我。
当学生要求我写推荐信时，我会尽量把这些都记在心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特别的帮助——对他们技能的评估，对他们未来的预测。他们需要你像他们看待自己一样，把他们看作一个有潜力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值得的学生，我总是努力热情和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写推荐信，而并不勉强。这样的信可以编织起一个人的故事，一个让别人看到他们梦想的故事。在推荐信中，我们说：是的，这个情节是可信的，这个人想要的最终会实现。是的，我们在信中保证，这个人会像丰富我的生活一样丰富你的生活。以这种方式完成这项任务当然是我们作为教育者的价值观和身份的中心。
英格兰西南部：60年代中期。一位年轻女子去看医生。她在哭泣，但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疼痛：医生为她做了检查。他看出她的眼泪来自不幸，她也承认自己在工作中不快乐。医生聆听着。他进一步看出她的眼泪是渴望更好生活的象征。他为女子当前的工作写了一份病假条，并给当地的职业介绍所打了电话，推荐她找一个符合她技能并能给她成长机会的职位。
这一幕来自约翰·伯杰（John Berger）和让·莫尔（Jean Mohr）所著的《幸运的人》（A Fortunate Man），这本书精彩地描述了一位英国乡村医生的一生。这位医生进行推荐的做法最近让我思考推荐信和我们给学生提供的其他类似支持其实类似一种药品。对于乡村医生来说，打给职业介绍所的电话把病人身体上的抑郁变为寻求疗愈的机会。他了解她，倾听她，引导她通过自己受阻的野心，前往自己潜意识中想去的地方。然后他打了电话，口头上为她写了推荐信，使一个不同的未来成为可能。
这种疗法不仅对这位病人有效。女病人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乡村医生从窗户里看着她。他看着她沿着小路走回家。伯杰和莫尔写道：“他继续盯着小巷两边的石墙。它们曾是干墙，现在墙上的石头被粘合到了一起。”
支持我们的学生也可以产生类似的变革性影响。推荐信有时可以帮助他们逃离食物短缺和家庭虐待。推荐信提供了地理和经济上的流动性。它们让人们可以花更长的时间来思考问题，有时这种思考会贯穿整个职业生涯。它们给穷人带来了机会，为被排斥的人带来了研究职位。有时，我们所做的善事是立竿见影的，而有时则是很久之后才显现出来，甚至永远都不会显现出来。但影响仍然是真实的。杰森提醒了我这个重要的事实。
我以为自己没有保存给他写的推荐信：在过去15年中，我用过6台电脑。令我惊讶的是，我在一个旧的备份硬盘的子文件夹里找到了它。我信中的散文比我今天要写的稍微夸张了一点，但也没夸张多少。我提及了杰森的论文和他的课堂参与；我写了他在办公时间的来访，以及他要求额外阅读的情况。当然，我写的远不止这些，但这封信起到了学术作用。而且，令我惊讶的是，它至今仍有情感作用。
对于其他人来说，用认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可能成为谁的方式来描写自己是很不寻常的。很少有人能慷慨地描绘出我们美好生活的广阔视野。推荐信是难得的赞扬，难得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应该被视为一种义务，也不应该被轻视或冷嘲热讽。相反，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关爱行为，象征着我们应该努力为学生提供什么，也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所在。
道格拉斯·朵兰（Douglas Dowland）是俄亥俄北方大学（Ohio Northern University）英语系副教授。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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