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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谈谈电子邮件。作为一种书面文档形式,它可以是任意长度的、包含任意数量的附件、并被发送给任意数量的人。我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它在职场上如此重要。但是,邮件可以轻易地被发送和接受,特别是现在互联网几乎无处不在,这意味着对收件人来说它们也可能是难以承受的。
文件夹、标记、过滤条件、日程安排,这些对接二连叁的电子邮件的管理策略能帮助我们忍受这些负担。但效率会创造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从而产生对响应能力的更高期望。再加上学术环境的压力和获取学术电子邮件地址的便利,这些期望可能会变得极端。一个常规的请求变成了需要你立即处理的紧急事情——无论在白天还是晚上。
我最近在推特上提到了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它很快就成了我最受欢迎的推文。这条推文写着:“如果你在下午6:30给我发邮件,我可能要到第二天才会回复。如果我没有回复,不要在晚上9:30给系主任和院长发邮件。我知道大家都有压力,但请不要这样做。”
那是一个星期二,是我开学第一周中最忙的一天。我下午5:30离开办公室去日托所接我的狗,6:15到家。那是美好的一天,但我实在太累了,以至于我虽然在上周日已经采购并准备好了食谱却无法做饭。在喂宠物、分类邮件、把(昨天就放在外面的)垃圾桶拿进来,和给我住在另一个州的伴侣打电话的间隙,我吃了所能吃的东西:一些饼干蘸蟹肉酱和一片奶酪。
下午6:40左右,我的手机上收到一封邮件。如果要回复的邮件很简单的话,有时我会在正式工作时间之外回复邮件。但这封邮件需要更集中精力,所以我决定最好等第二天再回复。此外,我还有更紧急的任务要做。
我尽量不在晚上工作,但那晚我不得不工作。那天早些时候的一节课上,我遇到了连接技术上的困难,因此需要找到解决方案。我的下一节课在周四上午,这意味着我需要在周叁之前弄清楚这个问题,这样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才能有时间联系人来帮助我。(读者们,我那天确实需要帮助了。)我终于在晚上7:30坐下来,工作了4小时,直到我放弃,给伴侣打电话道了晚安,并在午夜上床睡觉。
我的闹钟在早上6:00响起,我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查看了我的通知。我看到一封发给我的系主任和院长的邮件。邮件抄送了我,因此我读了内容。发件人是在晚上9:40发的邮件,问的问题和他们3小时前问我的一样,并且说明他们对我没有信心。
到了7:00,我决定在推特上发泄我的沮丧情绪。超过9000个赞、400条转发和250条回复(这些数字还在增长)表明,邮件界限的问题,尤其是下班后的邮件问题影响广泛。
以我为例,发件人因为短期和长期的截止日期倍感压力。我怀疑这导致了他们和我的紧迫感之间的不对等。尽管这可能解释了他们的行为,但并不表示他们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我想其他人的工作时间可能和我的不同——也许发件人在那天早些时候没有时间?这很好,我尊重这一点。不过相应地,我也寻求其他人认识并尊重我对自己时间的规划。请不要在给我足够的时间(我指在工作时间内)投入精力回复之前将事件升级。
我们很容易从自己的角度考虑自己的需求,并赋予它们更高的优先级。人们也很容易认为电子邮件发送的请求很容易回复,或者低估了收信人所承担的责任。但我想鼓励我们所有人——学者、管理人员和学生——更多地考虑邮件另一端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需要、观点和限制,他们理应对优先级做出自己的评估。
我们如何降低不合理的期望?有些人给我的推特回复了一些可用来明确界限建议,如在教学大纲或签名中加入工作时间和回复事件的声明。然而,这两种情况都与我的遭遇无关,发件人不是我课程的学生,我之前也没有给他们发送过邮件。
此外,培养一种尊重和鼓励界限的文化当然更好。在这种文化中也不需要这类声明了。作为教师,我们需要就自己希望得到的尊重树立榜样,并帮助他人学会解决此类事件。
我们都希望事情能尽快完成。但是,虽然电子邮件是电子的,但我们始终要记住,其收件人和我们一样是人。
艾米丽·凯恩是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斐特分校(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Lafayette)生物系助理教授。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Print headline:?We need a more humane approach to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