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阅读英文原文
作为一名大学领导，我有很多事需要担心，排在前列的是神圣的洪堡式大学模式遭到威胁。洪堡式大学模式强调，教学和研究应该并重。如今，一所大学强大的标志是，学生和学生的体验越来越遭到忽视，而伟大的研究则占据了中心位置。
我担心的是，一些大学为了提高研究排名，正在公开操纵员工队伍，将全体员工转换角色，只让他们从事教学工作，打破高等教育和研究之间的联系。这是极端短视的做法。
这些大学将教学和研究人员隔离起来，它们捍卫这一政策的理由将会是——发挥看似合理的比较优势：让最好的教师专注于教学，让最好的研究者专注于研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教职员工被指派承担大量教学任务，不是因为他们的教学能力有多么出色，而是因为他们在研究中表现不佳。
这种做法会带来严重后果。许多下一代学生的教师可能是伟大的教育家，但却无法创造新知识。随着下一代学生成为再下一代人的老师，大学教学将更加脱离知识的前沿。
未来的学生可能会问：“如果我的老师不是一名活跃的研究者，那么我上大学的意义何在？”到那时，大学将会发现自身是多么依赖教学和研究的结合。
世界需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不仅仅是大学，从而为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社会还需要扩大高质量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数量，以及知道如何与新兴知识互动以促进繁荣的领导者。大学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它能将研究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无论如何定义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这些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的本科课程需求量最大。它们不把学生当成商品，相反，他们为每个学生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聚集了一群非常能力非凡的未来领导者，向他们的导师学习，以及同学之间相互学习。关注学生不是利他主义行为，而是建立大学声誉的基础。
澳大利亚大学的普遍趋势是扩大招生规模，而我们宣布，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将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转而努力提供卓越的学生体验。我们决定将学生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只招收大约9500名本科生和规模相当的研究生。这就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财务选择：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大学增加收入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招收学生。
然而，根据我们的计算，限制我们的学生人数，将有助于学校达到正确的平衡。我们的学生将从最好的研究人员那里接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们的研究范围很广，我们的学生了解他们的老师——这些老师有充足的资源和时间，让学生接触全球研究的前沿。这意味着我们的学生不会迷失在人群中，而是人类群体的一部分，这使得他们能够了解不同的同学群体。
这听起来像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正在回到过去某个时代，但事实正好相反。我们正试图重新定义现代研究型大学。我们的教授知道，他们不必教很多课程，但是他们一旦教的时候，就会教得很好。这一做法意味着采纳我的同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卡尔·威曼(Carl Wieman)等人的发现，即学生只有在积极学习时，学习效果才会最好。
我们很幸运，因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已经吸引了一批世界上最好的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创造一种丰富的体验，远远超出我们的课程范围。我们的抱负是，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生活在校园里，共同构造一个智力丰富的环境，这个环境能将他们的思维延伸到他们自己所学的学科之外。
作为一所肩负全球使命的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有责任确保我们的社区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面貌，因此我们改变了招生方式。从今年开始，我们将为澳大利亚每所学校的优秀学生提供名额，并将慈善工作的重点放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提供奖学金上。
以学生为重点，意味着校园里到处都是充满热情、积极投入的学生，我们的学者也能够在这里开展研究，并思考、解释和剖析研究。
与所有变革一样，我们的转型仍在进行中，我们正在寻找世界最佳实践和领导力来帮助我们实现成功转型。但是我们很清楚，伟大的研究人员在伟大的环境中提供的伟大教育不能通过大众化途径来实现。
布莱恩·施密特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该校目前正在招募一名主管学术的副校长。
Print headline: Walling off teaching from research blocks great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