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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一个好处是，你的起点可以建立在前人努力积累的智慧之上。对于新成立的大学来说，这种后见之明可以塑造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并试图改善世界。
当庞培法布拉大学（Pompeu Fabra University，鲍笔贵）于1990年在巴塞罗那建立时，这座城市经历了一些动荡。创建者们构想的大学使命与之前涌现的大学迥然不同。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自治大学和现在的巴斯克大学（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都是在22年前创建的，都建立在所在城市的郊区，以帮助学生激进分子远离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权力中心。相比之下，庞培法布拉是“故意”建在被社会冲突困扰的内城社区。
该校负责创新项目的副校长何塞普·路易斯·马蒂（Josep Lluis Marti）表示：“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所城市大学”，“我们扮演着社会活动催化剂的角色。年轻十分有益。这能让你从零开始，或许还能增强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
与忙于“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前辈相比，庞培法布拉和其他同时成立的西班牙学术机构正专注应对不同的挑战，马蒂说。
“我们成立的时候，西班牙已经是欧盟成员国。我们认为民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必为它而战。”他补充道。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一波新的大学浪潮在一场革命中兴起，这场革命却不是反对独裁，而是反对精英大学。在澳大利亚，时任教育部长的约翰·道金斯（John Dawkins）推行的改革使教学学院和技术学院得以复兴，发展成为成熟的大学。
据南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UniSA）校长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说，这些新机构所展示的“社会良知”是19世纪那些砂岩学府所无法想象的。例如，南澳大学的建校规定包括了要帮助土著人接受教育的努力。
“新大学的发展创造了一种不同的社会观念，”劳埃德说，“我们是全州第一代大学生入学比例最高的大学，因为我们是新成立的大学。”
劳埃德说，这些变化还催生了一种不同的研究文化，因为南澳大学和其他道金斯时代的大学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体系”。他曾是都柏林圣叁一大学（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一名财务总管，该学院比他现在负责的学院年长399岁。
劳埃德说：“在南澳大学，你可以看到一所技术学院和一所高等教育学院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下结合在一起”，“新文化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
包括查尔斯特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南十字星大学（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埃迪斯科文大学（Edith Cowan University）和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在内的许多新大学都是从教育学院发展而来的。
堪培拉大学的临时校长贝琳达·罗宾逊（Belinda Robinson）表示：“它们与当地社区密切合作，因为它们是提供护士、物理治疗师、教师和专职医疗专业人员的机构。”
“随着它们更多地发展研究领域，那么通过增强围绕社区的具体需求的研究能力的建设，来继续满足当地需求是十分有意义的。”
罗宾逊说，堪培拉的教学也贯彻了这一重点。“在任何一天，我们都有50到60名健康专业的学生在实习。如果你去堪培拉的一家医院或者这片再远些的地区，你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堪培拉大学的毕业生或者学生。你会发现我们的大学以融入社区、服务社会而自豪。”
于1988年由一所理工学院发展而来的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大约在5年前开始调整其课程。当有40%的学生表示希望拥有自建职业道路的技能后，该学院开始将创业经历计入攻读学位的要求中。
该校校长阿提拉·布朗斯（Attila Brungs）表示：“每个教员就直接开始这么做了。”“在较古老的大学里，你必须花时间说服人们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大学的一大优势在于它是学院式的社区。但是，当大学社团十年复十年地做着同样的事情时，往往会产生一点惰性。”
布朗斯说，虽然社会公正是所有大学关注的焦点，但在较年轻的大学里，它是“最重要的问题”。老牌的大学“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来帮助社会，因为它们假设自己的研究将“在某个时间点产生影响；我们不敢这样奢侈，因为作为一所年轻的大学，你常常要面临更大的压力，要展示你的贡献”。
奥克兰理工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T）校长德里克·麦科马克（Derek McCormack）表示，相对于那些老牌大学，较年轻的大学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地位而战，”他说，“由于环境的影响，我们对外界的意见和要求更加开放。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好，而是你有什么用。我们的流程和文化还没有定型。”
自2016年首次亮相以来，奥克兰理工大学（础鲍罢）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每年的排名都在上升，而新西兰其他7所大学中有6所表现平平或有所下降（坎特伯雷大学是唯一的例外）。麦科马克表示，在今年的“年轻大学排名”中，该校从第51名跃升至第40名，尽管她“在研究资助中处于边缘”，而且经常在争取政府研究合同中被忽视。
但是，虽然从排名的角度来看，“我们年轻的资历会带来负面影响”，但也有其优势。“因为你是新人，你不一定要维护任何威望。保护你的文化禀赋和声誉不是你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冒险才能有所成就。”他表示。
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QUT）校长玛格丽特·谢尔（Margaret Sheil）表示，“期望的压力”可以成为更老牌大学的“手刹制动器”。
“他们的校友有权有势。这种校友情谊联结加大了制定新任务的难度。” 谢尔表示。
她举了一个例子，墨尔本大学采用了本科通才教育课程，并在研究生阶段进行专业培训——这种别出一格对澳大利亚的大学来说非常罕见，而这正好与墨尔本在全国大学排行榜上的主导地位相吻合。这一变化意味着本科学习法律等知名课程的途径消失了，增加了许多学生的学习年限。她表示：“把利害关系人带在身边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人们都在说，‘小乔伊怎么才能进入法律行业呢？没有人担心在昆士兰科技大学如何进入法律领域，因为它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开始的。”
墨尔本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教授范·马萨罗（Vin Massaro）说，没有传统和声誉的束缚，年轻的大学更容易创新。但他对它们迅速实施新想法的能力提出了质疑。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还有其他你需要考虑的事情，”他说，“否则，人们会开始质疑你正在努力做的事情的学术价值。”
马萨罗说，年轻大学的优势既在于位置也在其年龄。
他解释说：“社区有所需求（恰好大学能满足），此时新的机构顺应而生。”但这种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例如，美国的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ies）创建于19世纪，服务于“发生变化”的社区。
但马萨罗说，在社区快速增长的推动下，这些赠地大学快速发展，不局限于其最初存在的理由，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机构”。
韩国在年轻大学排名上名列前茅的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AIST），在明年迎来50岁生日之际，也走上了类似的轨迹。
“我们将不再是一所年轻的大学，”韩科院院长Shin Sung-Chul承认，他的2018年学院战略——“愿景2031”设定了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场景。
“我们已经将使命转移到服务韩国以外的地区。这将使我们能够为韩国乃至全球的社会正义做出贡献。”
基于美国国际开发署贷款建立的韩科院正在帮助肯尼亚建立一所研究生大学，并得到韩国政府贷款的支持，这证明了这一愿景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许肯尼亚大学将在2070年的年轻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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