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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被扣押在伦敦的本顿维尔监狱（笔别苍迟辞苍惫颈濒濒别）或贝尔马什监狱（叠别濒尘补谤蝉丑）候审。如果我仍然行动自由，我希望这不是因为我已经退出了一次（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承诺参与的）气候紧急抗议，而是因为刑事司法系统已经承认了我们行动的正确性（或者至少是其合法性）。
我在 “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 简称XR）气候运动的参与可以追溯到2018年10月26日，当时包括一名校长和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文·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在内的96名学者给《卫报》（Guardian）写了一封信，支持XR发起非暴力反抗运动的计划：“‘社会契约’已经被打破，因此，绕过政府的不作为和公然失职，反抗起来保卫生命，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道德责任。”在那5天后，XR提出了3项要求：说出真相；到2025年实现脱碳目标；以及，为了确保向零碳经济体的公正过渡，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决策将移交给公民大会。这封信和XR声明引起了我的共鸣，现实情况令人愈加忧心：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日益显现，政治阶层却不能正确认清形势，更不用说采取足够的行动。彻底否认气候变化的政客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随后美国又退出了2015年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几个星期后，在11月一个黑暗的早晨，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反抗行动。
THE Campus resource: how to use participatory group activities to engage students in sustainability
我到达维多利亚车站附近一个约定的集会地点，参加为期一周的道路封锁抗议。走进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这个交叉口真是一个跨越卢比肯河的时刻，一个“纵情飞向无限”的时刻——此处使用了索伦·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的生动比喻。我心中激发了对12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强烈的爱之联结，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但此时此刻，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一项伟大的事业。
在我描述我如何进一步参与之前，我想先退一步。我是一名歌剧学者，直到最近，对环境的兴趣还只停留在成为“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和“绿色和平”（Greenpeace）的成员，希望自己能以阅读、写作、演出和旅行等方式放松下来，过一种安逸的退休生活。那么，为什么我转而从事非暴力违法行为呢?当我第一次把这篇文章提交给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时，一位编辑问我：“你觉得你日常工作中的关注点和你的行动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吗?人们基于各种各样的宗教和知识传统来思考环境和我们对地球的责任，但我认为这与莫扎特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啊！”所以，我问自己，我的知识兴趣(和作为学者的生活)与决定非暴力反抗和可能面临的监禁之间有什么联系?
从20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我20岁出头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是一名政治活动家。我必须承认，就像当时的许多左翼人士一样，我对绿色政治有些不屑一顾，认为环保人士更关心的是鸟类和蜜蜂，而不是阶级斗争。但是，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杰森·W·摩尔（Jason W. Moore）等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揭示了一个极具生态色彩的议程，这些年来，我已经认识到，阶级斗争与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我现在把环境修复和可持续发展看作是为地球上所有生命伸张正义的事业。
我不需要在这里详细阐述气候变化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了气温上升1.2摄氏度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如山火、洪水）。如果我们继续忽视这一紧急情况，到本世纪末气温预计将上升5.7度，我们可能会目睹大卫·爱登堡爵士（Sir David Attenborough）所说的“我们文明的崩溃”，以及地球上大多数生命的灭绝。
科学家显然是这项议题的核心人物，包括我在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许多同事。能源政策教授本杰明·索瓦库尔（Benjamin Sovacool）最近以第一作者的身份撰写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的一章，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发布。其他同事则是积极分子。政治生态学家、国际关系讲师安德烈·布洛克（Andrea Brock）研究压榨主义、集团权力、国家暴力与将异见者定罪之间的关系，也为反压裂抗议者等团体提供建议。由历史人类学家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创立的世界环境历史中心（Centre for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设立了一个“知行合一”（Academia and Activism）项目，其中就包括与印度部落团体合作共同阻止森林砍伐。
那么人文学科呢?人们可能会认为，我所在的音乐系与环境保护几乎没有直接关联。然而，我的音乐系同事、萨塞克斯大学人文实验室主任爱丽丝·埃尔德里奇（Alice Eldridge），与生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合作，使用声景野外记录的方法（通常用作美学实践）来绘制热带森林的生物多样性地图，研究员无法通过更传统的视觉手段来识别如此高密度的动物群。
我们也看到了过去40年人文学科知识运动的发展，更普遍的说法是生态批评。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化和文学理论家都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文化形式如何与自然世界相关联，如何影响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态势。他们总是挑战西方文化中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并为我们如何降低对所处的物质世界的危害提供了不同的概念、伦理和想象框架。
即使在没有公开宣称环保的地方，我也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发现一个生态批评的线索。在我1992年出版的《莫扎特与启蒙运动：莫扎特歌剧中的真、善、美》（Mozart and the Enlightenment: Truth, Virtue and Beauty in Mozart’s Operas）一书中，我指出歌剧中反复出现的田园风格，借鉴了卢梭主义对现代文明及其压制自然的批评。我还借鉴了已故同事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的不朽著作——1995年出版的《绿色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热带岛屿伊甸园和环境主义的起源（1600-1860）》(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该书第一次展示了殖民主义是如何塑造欧洲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我目前正在研究1600年早期歌剧中盛行的俄耳甫斯神话，探讨俄耳甫斯的音乐迷住、驯服了自然因素——树木、鸟类和动物（以及在神话的某些版本中，未开化的、吃橡子的人类）——如何强化了欧洲人与被描绘成“野蛮人”的民族相遇的殖民想象，后者要么被“开化”，要么被奴役。
我们迫切需要研究替代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模式，比如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在《甜甜圈经济学：像21世纪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七种方式》（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中探索的模式，以及新技术。因此，我当然认为，在阐明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以及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方面，学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政界、媒体、尤其是那些靠破坏环境赚钱的公司，已经学会了对学术研究充耳不闻，更糟的是，他们学会了扭曲事实、美化环境。
“如果你想要改变，你要有投票箱。”那些反对直接行动（或他们喜欢称之为“暴民统治”）的人说。然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让虚假民主的财阀们进行投票了。正如英国前首席科学家大卫·金爵士（Sir David King）今年早些时候所说：“我相信，我们在未来三到四年所做的事情将决定人类的未来。我们正处于非常非常绝望的境地。”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一生都在进行抗议游行、在网上签署请愿书、给议员们写信，直接行动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我在2018年11月逃脱了逮捕。但是没有回头路了。接下来的1月,我参加了一场可以被称为发展迅猛的XR运动的首届全国会议，XR运动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罗杰·哈勒姆（Roger Hallam）解释非暴力直接行动的历史和理论,其依据是他对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仍在进行的民权运动所作的博士论文。（我取笑过罗杰，说XR只是他博士学位的行动研究部分，为此他召集了1万人来验证他的假设。)
在对大约60人的演讲中，罗杰告诉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在3个月的时间里，齿搁将封锁伦敦市中心，使城市经济陷入停滞；会打破英国历史记录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那个政府最终将被迫与我们谈判。“我不能保证什么，”他说，“但我们别无选择。你只能碰碰运气，看看我对直接行动非暴力反抗如何起作用的研究是否正确。”这是另一个克尔凯郭尔式时刻，我们——以及更多不在房间里的人——必须勇敢地作出承诺，必须相信其他人也会这样做；我们中会有足够多的人出现，甘愿冒着被捕的风险让罗杰的故事得以展开。
但这一承诺并非孤注一掷。我们还进行了广泛的规划和准备工作，包括一个对于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精神和实践的讲习培训，了解自己的合法权利，接触（往往是带有敌对情绪的）公众，降低侵略性，支持被捕者等等。我们组成了“亲和小组”，作为类似军事行动的演习单位，但也照顾彼此的安全和福利。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四月早晨，我向海德公园约定的聚集地走去。由于紧张的肾上腺素，我提前到了那里。公园里空无一人，我暗自祈祷，希望能出现足够多的人。他们真的来了。我们来了一万人。上午9点，我们接到命令封锁大理石拱门附近的一些特定街道。一座帐篷城在那里拔地而起，一艘粉红色的船驶进牛津广场，滑铁卢桥瞬间变成了一座花园桥。
接下来的10天里，事件的发展与罗杰·哈勒姆的预测完全一致。伦敦陷入了停顿，警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1300人被逮捕（包括我自己，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强行开辟出通道将粉红色的船从牛津广场移走，我被撞到墙上，然后被戴上手铐拖走，在牢房里关了12个小时）。议会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这是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倡议，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政府被迫会见了我们的发言人。我们已经成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最狂野、最激动、最感人的两周。动乱结束后，我坐地铁回家，一个曾看到我被粗暴地逮捕的陌生年轻女人走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哭。
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巨大的、可预见的失望。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庆祝“一切如常”，但政府的承诺(以及议会的声明)被证明是空洞的。相反，我们遇到的是谎言、混淆视听和诽谤，甚至企图污蔑我们是“恐怖分子”。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
自2019年4月以来，齿搁已发展成为一场全球运动，在96个国家拥有约800个团体，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运动。批评之声不绝于口:它是全球北部的白人中产阶级在主导；它（有时是必要的）不透明的命令结构；强调以逮捕为目的；它的立场“超越政治”，这导致它在2019年大选中拒绝支持科尔宾的转型绿色项目；最重要的是，它的破坏性策略遭到了反对，因为它疏远了我们最需要的支持者。齿搁试图解决这些批评，例如与社区环境组织合作，以及与相关的政治运动，如“黑人的命也是命”合作。但有证据表明，即使人们不喜欢我们的策略或鼻环，齿搁已经成功地将气候变化带到人们的意识前沿，而且必须继续这样做。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我要报名参加一场运动，以更少的人来加大上个月“不可能的叛乱”的压力。这不仅有被逮捕的风险，还有被监禁的风险。但想想那些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的人，那些并不能享受高薪假期的人，那些可能有孩子或老人需要照顾的人，与他们相比，我这个年纪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更没有借口不作为。
我一直记得艾略特（T.S. Eliot）的戏剧《大教堂谋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中的台词，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à Becket）在思考殉教时说：“最后的诱惑将是那最大的背叛：为了错误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但我不认为我在沉溺于英雄主义，更不用说牺牲——有许多国家的环境抗议者特别是土著居民遭到谋杀；在西欧民主国家（尽管越来越专制）假装英雄主义或殉道，将是对他们记忆的侮辱。作为一个欧洲的中产阶级白人，我是历史上最享有特权的一代，同时也是对我们现在所处的危机不负责任的一代，我只是觉得，我该为享有的特权做点什么了。
齿搁拥有非凡的组织结构，包括环境研究的专业人士和活动家、记者、律师、活动组织者等多方人员。除了训练有素的分析思维方式和作为讲师的公开演讲能力之外，我并没有把任何特定的学术技能带到我的工作中，我在招聘会议上利用了这些技能。但毫无疑问，支撑我坚守承诺的是系统性研究带来的知识上的笃定，这些研究支持了我对危机更情绪化的反应。与历史学家、政治和经济理论家、人类学家以及哲学家同行的接触深刻影响了我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不仅印证了学术工作的核心价值之一，而且明显挑战了人们对学者的普遍指责，即我们享受象牙塔一样的孤立生活，远离“现实”世界。
尼古拉斯·提尔（Nicholas Till）系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一名歌剧和音乐剧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