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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最近英国加入“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的协议似乎是实用主义对的胜利。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是伦敦和布鲁塞尔精心平衡的政治计算。这表明两国认识到大学内部进行的研发对国家和欧洲大陆战略利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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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世界各地的大学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英国政坛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它们越来越靠近地缘政治争端的前沿。除了英国脱欧，以及同样令人担忧的瑞士“地平线”联盟问题，这一点在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变化以及俄乌危机事件中变得尤为明显。
虽然我们的大学在这个新时代面临许多挑战，但也获得了机遇。例如，英国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和澳大利亚八大研究型大学集团（Group of Eight）刚刚启动了一项新的战略联盟，以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这个联盟尤其关注符合两国战略性国家利益的研究和创新领域。例如，他们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要充分利用最近签署的英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独特的“创新章节”。
大学是自主的、以使命为导向的机构，它们拥有一系列具有广泛价值观和观点的员工和学生社群。在某种程度上，大学必须平衡地缘政治压力与它们促进研究合作、人才和思想跨境流动的承诺。
从本质上讲，越来越多大学被要求制定自己的机构外交政策。这远非易事，尤其是因为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经常在战略上显得模棱两可。有时，大学似乎有责任解读这些信号之间的细微差别，因为当我们与不同政府的部门对话时，这些信号可能彼此冲突。
在我担任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校长的第一个任期内，我发表了就职演讲，提出了“无国界大学”的愿景。我想表达的是，大学不应该是象牙塔，与大学之外的世界相隔绝。相反，我们应该致力于与当地社区、商业和行业合作伙伴以及国际合作伙伴发展关系，为我们的学生提供生活机会，应对全球挑战，或增加对后代而言不可或缺的知识储备。
诺丁汉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在中国和马来西亚拥有世界上最早的海外校区，我们在毕业生就业方面的卓越记录，以及专注于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和现代奴隶制等最大全球挑战的研究组合。如果我们拉起吊桥，把自己与外界隔绝，那么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那么，在社区、国家和系统之间的边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坚持成为一所无国界大学的雄心壮志呢?
我认为，答案是，大学必须继续向全球各国政府展示自己作为召集各方、寻求共同点、达成协议和建立共识的场所的角色。这样的展示不仅面向英国，而是面向全球的政府。
这就是为什么诺丁汉大学与世界各地的大学、行业和政府合作，发起了一项集活动、参与和对话于一体的计划，以探索大学在知识外交前沿的未来角色。仅凭将高等教育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都在纠结的讨论内化，我们不太可能找到答案。
我们对所处的环境并不无知，并且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一领域的长期经验，我们觉得有能力促进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
很明显，某些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需要更严格地控制。然而，这不应该阻止大学同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学生、人才和文化保持密切的关系。“去风险但不脱钩”的方法是许多公司的。大学也必须同样务实，政府不应该用不同的标准来要求他们。
疫情期间，宁波校区接收了无法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虽然情况远非理想，但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独特的校园体验，我们通过在不同的大陆、不同的文化中提供优秀的英国教育而发展起来。从学生到他们的国家，各方都受益于这种伙伴关系。
我们很难看出与中国断绝接触的方法能怎样解决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在政治上存在的任何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在当地，我们的影响力就会减弱。
从历史上看，当政府之间发现彼此存在分歧时，大学往往通过教育和研究为各国提供一种持续交流的机制。正如俄乌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大学能做到的是有限的，但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很少受到地理边界的限制。
尽管这需要我们关注相应的复杂性和政治上的细微差别，但大学有责任继续发挥这一作用。新的地缘政治时代需要更多的知识外交，而不是退出国际参与。
希勒·韦斯特（Shearer West ）是诺丁汉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