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全球高等教育界的过去叁年描述为“动荡不安的”都算是轻描淡写。新冠疫情及其对各国边境政策持续不断的影响，加上欧洲的战争和日益高涨的反科学言论，这些因素相互碰撞，使2020年代初成为近代历史上对大学而言最困难的几年。
今年世界大学排名所搜集的数据开始反映出疫情所造成的混乱。数据表明，许多教育系统进入了其实力地位被影响的时期。
在本文中，我们着眼于今年世界大学排名呈现的一些重要趋势及其对未来的启示。
北美衰退与大洋洲崛起
北美洲（尤其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高等教育的主导者。在世界大学排名的最高水平线上，美国高校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有12所美国高校进入前20名。然而，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审视美国高校的表现，显然其桂冠正在滑落。今年，跨越各大洲的数据首次显示，大洋洲高校已超过北美，获得最高平均总分的殊荣（基于2018年以来的世界大学排名数据）。
大洋洲高校的平均得分为51.4分，而北美高校为50.4分。去年，二者得分均为50.4分。
澳大利亚高校的总分在过去6年中提高了6.4分，现在几乎与美国高校的总分持平。
那么，北美高校发展滞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数据显示，这些高校过去两年的引文分数稳步下降：目前，北美高校的平均引文得分为68.8分，而2018年为70.1分。自2018年以来，北美高校的研究声誉平均得分已从25.5分降至24.0分，而根据2018年至2023年进入排名高校的数据，北美高校的教学声誉从25.9分降至23.6分。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表示，世界一流大学数量的增加正在“对美国大学产生轻微的排挤效应”，导致其声誉相对下降。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声誉调查要求世界顶尖学者评选出15所最佳教学和研究高校。限定数量的选择意味着美国以外有越来越多优秀大学，但并不表明美国高校本身的教研质量有所下降。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研究实力从绝对意义上讲正在减弱或者美国高校在任何方面都在衰退。”马金森教授说： “它仍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系统。”
另一方面，自2018年以来，大洋洲高校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每个支柱领域的平均得分持续稳步上升。这些高校在引文和国际化方面表现尤其出色。
这一增长主要由澳大利亚高校的发展所推动。澳大利亚高校目前在排名中的年平均总分为52.9分，高于去年的51.7分和2018年的46.5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高等教育学教授安德鲁·诺顿（Andrew Norton）将其部分归因于过去15年澳大利亚研究经费的增加。
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副校长梅林·克罗斯利（Merlin Crossley）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于2010年启动的澳大利亚卓越研究战略（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ERA）肯定助推了发展。“但其他事情也有帮助。澳大利亚建立了一系列一流的研究奖学金计划，首先是医学研究，然后是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未来奖学金’。这避免了裙带关系的‘善意之手’，并支持高层人士做好工作。”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高等教育学教授加文·穆迪（Gavin Moodie）表示，引文影响和国际化实力增强并非巧合。他对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有着丰富的经验。“几年前，澳大利亚政府基于绩效的研究资助奖励了大量的学术出版物。然而，一系列研究表明，这是以研究质量为代价的，而引文是更好的衡量标准。此后不久，一些研究表明，来自多个国家作者所着出版物的引用率更高，因此大学研究人员开始寻求增加引用次数，从而增加国际合作。卓越研究战略促进了这一点，因为它采用类似的研究质量指标。”
排名中的国际学生和教职工数据反映出2019/20学年的情况，因此澳大利亚严格的边境防疫措施的全部影响尚待观察。封锁的边界能否扭转澳大利亚高校此前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诺顿认为，国际学生人数的减少会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带来的收入被用于研究资助。此外，“研究学者的数量有所下降，尤其是在2020年期间，临时员工的流失意味着‘教学和研究’学者需要比平时花更多时间在教学上。然而，出版物和引文的滞后性意味着这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在引文数量中清楚地体现出来。”
他补充道：“一些澳大利亚高校已经成功地让学生在线学习，但通常来说其学费和利润相对较低。”
克罗斯利则很乐观：“在线协作在疫情期间帮助了我。我可以通过窜辞辞尘定期与通常每两年才见一次的同事会面。我们的许多实验室在疫情期间保持开放。我们现在又恢复旅行了。我们与英国、欧洲、美洲和亚洲有着深厚联系。世界的人口重心在亚洲，而我们就在那个时区。我希望我们将继续发展成为一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者可以说是地处南方的加拿大。”
中国的薄弱环节
中国高校的崛起是这10年间全球高等教育的大事件，但最新数据可能揭示出中国高校的一个薄弱环节。
尽管该国高校的总分仍在上升，但体现国际化的指标得分却停滞不前或者出现下滑。
根据2022年和2023年所有中国高校的排名，中国高校在国际视野支柱领域的平均得分从去年的34.1分下降到32.6分，其中国际学生指标的平均分数从33.9分降至32.4分、国际合着指标得分从24.0分降至22.5分、国际工作人员指标得分从44.3分降至43.0分。
由于这些数据反映的是2019/20学年的情况，因疫情而导致的边境关闭并非下降的驱动因素。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更有可能是背后的原因。
随着自身教育体系的提升，中国高校建立外部联系的动力可能会减少；而西方政府对本国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则态度越来越紧张。
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司法部对大学与中国的联系采取了更具惩罚性的做法，调查美国大学教授在寻求联邦拨款时是否披露财务关系并审查来自与军事有关联中国高校的来访学者。
在英国，政府通讯总部骋颁贬蚕警告高校，“敌对国家行为者”针对英国高校窃取个人数据、研究数据和知识产权，这些数据、研究数据和知识产权可能被用于他们自己的“军事、商业和威权利益”。
马金森认为，随着中国科学家和博士生在一些国家变得不像过去那样受欢迎，“很可能迟早，中国的高等教育界至少也会变得不欢迎来自这些国家的人。这就是国际关系的逻辑。”
马金森补充道：“如果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外籍员工停止增长，那将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提升参与对每一方都有好处。然而，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高等教育地缘政治更具冲突性的时代。”
“可以肯定地说，地缘政治正在发挥重要作用。”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詹姆斯·劳伦森（James Laurenceson）说：“与5年前相比，中国学者与外国同行接触时更加谨慎了，不得不越过更多官僚桎梏。有些人判断形势，认为现在最好只是低着头。”
劳伦森说，中国以外的政府正在使研究参与变得更困难，以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与中国合作进行的拨款为例，从2021年的48项和2019年的79项下降到今年的23项。
他说，澳大利亚政府做出了“广泛努力”，从而“让大学和学术界对外国干预的风险保持敏感。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一件完全合理的事情。但这也导致澳大利亚学者进行重大的自我审查，因为他们不希望受到外国干涉的影响，即使他们的研究参与从事实角度来说是完全可以辩护的。”
然而，萎靡不振的国际合作指标并为影响中国高校整体的积极表现，因为该国高校的平均得分已从6年前的31分上升到今年的近42分。今年，中国高校首次有11所高校进入前200名，有7所高校进入前100位。
中国大学在获得业界资助方面的表现尤为出色，产业支柱平均得分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3.1分。在研究质量（基于引用率）方面，中国正在稳步赶超美国。
其他正在提升的地区
今年的排名数据中还有很多积极故事，尤其是非洲的崛起。本次排名中有25所非洲高校首次亮相，而赞比亚、纳米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毛里求斯都有高校首次进入排名。目前共有17个非洲国家的高校上榜，而2018年仅为9个，这反映出非洲大陆研究和教学的持续改进。
尼日利亚的进步非常突出。现在有12所尼日利亚高校进入排名，为去年的两倍。自去年以来，该国高校的平均总分从27.9分上升到31.5分。
在比较过去6年各大洲的数据时，非洲高校的平均引文得分自2018年以来增幅最大，上升了19.2分。
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高校的总体得分提升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沙特阿拉伯高校的总分自去年以来增幅最大，平均总分为50分，而去年为45分。自 2018年以来，该国高校平均得分上升了17分。该国在国际视野支柱领域得分特别高，尤其是在国际工作人员指标方面。
阿联酋也出现了类似增长，该国高校平均总分为44.4分，高于去年的40.0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数据将更详细地描绘全球疫情带来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尽管人类面临许多问题，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系统都具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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