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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初，我访问了位于布拉格的。我们当时在举行一个小型仪式，欢迎13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学生，他们本学年将在布拉格学术中心学习。
这是一次普通的聚会，但非常感人。纽约大学布拉格（NYU Prague）社群的热情欢迎，乌克兰学生的宽慰和赞赏，以及房间里呈现出的团结感都很令人惊讶。
后来，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就在几年前，预测全球化高等教育的衰落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2019年秋天，《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写了一篇文章，讲述全球化教育对美国高校来说如何“失去了光彩”。
我当时不相信这种说法，现在也不相信。在布拉格的经历之后，我更加不相信了。
纽约大学的全球影响力和对参与度的承诺是吸引我担任校长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以学生、博士后、初级教师、终身教师、教务长和校长的身份在许多高校工作过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高校的成功或衰落取决于它们的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自我改造能力。甚至当我还在英国任职时，我就发现，参与或立志走向全球的美国高校的数量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当我成为纽约大学的校长后，这种预测得到了证实。首先，全球化高等教育的努力很快成为其他高校的同事最常向我询问的话题。另一方面，2019年10月，在美国高校协会会议之后，我在华盛顿会见了约12所美国高校的校长或高级管理者，这些学校已经或计划在海外设立分校。尽管这些高校在全球化的努力上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对于这一不断扩张的方向，美国高等教育有着共同的兴奋和承诺，并对其积极的发展轨迹达成了一致。
但随之而来的是新冠疫情。
纽约大学除了位于纽约格林威治村和布鲁克林的主校区外，还在中国和阿布扎比设有授予学位的校区。我们在全球10个地区设有学术点，在美国也有两个。如果说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高校似乎很脆弱，那么在全球铺开的高校似乎尤其脆弱。2020年初，领事馆开始关闭，签证变得更难获得，各国开始关闭边境，旅行限制变多。如果说有那么一个时刻，高校的全球化战略似乎让人生疑，那就是这个时刻。
尽管有疫情和其所带来的限制，纽约大学发现学生们渴望继续他们的教育，也渴望维持与其他学生和老师的联系。虽然国际长途旅行对许多学生来说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较短距离的旅行（去邻近的国家，或在国家内部旅行 ）是可行的。
简言之，我们用邻近代替了远距离。我们将数千名通常会在纽约等地学习的学生转移到纽约大学的全球学术中心，这些中心离他们的居住地很近，可以前往。我们称之为“全球本地化”（Go Local），它为成千上万的学生提供了灵活性，让他们能够进行混合学习，同时体验线下的学生生活。全球本地化让我们美国国内以及海外成千上万的学生继续在学业上取得进步，成为纽约大学学术中心的一部分；而如果没有这些学术中心，他们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因此，全球站点的网络原本似乎是一种弱点，现在却变成了力量的源泉。如果没有这些全球站点，纽约大学就不可能完成我们所做的一切。
虽然疫情可能在初期暴露了全球化高等教育的表面弱点——尤其是对基本不受限制的流动的期望——但它也凸显了我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那些需要最密集的研究和最广泛的合作的挑战，在本质上都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人类健康、战争、暴力极端主义、经济和种族差异，或国际供应链中断 ：这些都需要进行全球性的应对，而这反过来又需要全球化的教育和研究。
在纽约大学主办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学术峰会时，我将会继续思考这一教训。这次峰会本身就是一次重申国际视野价值的全球性聚会，它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参与者和与会者来到纽约，讨论高等教育、高校和学生期望的发展轨迹。当我与所有这些同事聚集在一起时，当我回忆起最近访问在纽约大学布拉格学习的乌克兰学生时，高等教育发展轨迹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非常明确：它的全球化前景是光明的。
化用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话，对于国际化衰落的报道被极大地夸大了。
安德鲁·汉密尔顿是纽约大学第16任校长。他是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成员。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