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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国际研究合作就已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以期了解科学与跨国合作之间的相互作用。
总体来说，全球学者之间的这种合作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目标，可以增强研究的引文影响并加快进度。
然而，新冠疫情及其对国际旅行的破坏给国际学者网络带来了严重冲击，因为这些合作机会通常是在科学家参与学术会议交流或前往其他国家加入新职位时所激发的。
疫情对科学带来的真正影响或许尚不得而知，但自全球疫情以来国际研究合作的早期相关数据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令人欣慰的是——可能正是由于这场危机的全球性，科学家仍在坚持与世界各地的研究同行一起工作。然而，这些数据也揭示了一些合作项目有趣的微妙之处。
在过去几周中发表的两项同行评审研究和一份预印本研究，为我们对危机前几个月的研究合作情况提供了一定的信息。
第一项涉及来自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作者。该论文分析了此次疫情发生前两年以及今年1月至4月的冠状病毒相关研究，包括与其他疾病相关联的冠状病毒，比如厂补谤蝉和惭别谤蝉。
该研究指出，首先察觉到疫情影响的国家（例如中国）迅速增加了冠状病毒研究数量，这一点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但该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其他现象。
这些现象包括参与此类研究的作者以及国家数量明显减少，中美之间研究联系日益加强，还有较小型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参与似乎也更少了。
这篇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上的论文称，这些发现“表明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不仅改变了冠状病毒研究的地理位置，也改变了科学团队的结构，比如更小的团队以及有利于精英研究者的结构”。
该论文的作者之一、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主管国际事务的米尔顿和罗斯林·沃尔夫主席卡罗琳·瓦格纳（Caroline Wagner）表示，重要的是要记住，这项研究反映了“面对震惊冲击下的国际合作”以及科学家之间为争取尽早了解更多病毒相关信息而展开的“竞争”。
虽然中国的研究人员“最先且迅速反应”，但数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的研究人员（先是个人然后是团队）以及其他主要研究国家（如英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
瓦格纳教授说，这项研究指出了一种“研究精英相互联系的倾向”，这也是疫情大流行前国际研究合作的特征之一。
但数据也确切表明，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发展中国家研究者的参与度下降了（仅有11%的论文有一位来自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中国以外地区的作者）；此外，这两份同行评审研究中参与研究国家的平均数量总体均有下降。
同时，同时有来自美国和中国研究者参与的论文所占比例从3.6%增加到4.9%。
这一发现也被其他疫情期间研究合作论文所印证，即美国和中国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加强了研究联系或至少没有因为任何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减少联系。
来自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两名研究者查看了新冠疫情相关研究中的国际合作模式，并将其与疫情前几年中国际研究合作的普遍情况进行对比。
在发表于《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的这篇同行评审中，他们的主要发现之一是，今年1月至5月在新冠病毒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远高于前5年的水平。超过1/3新冠病毒相关论文（34%）具有跨国合作特点，而2015至2019年间这一总体水平为23%。
病毒大流行似乎也没有阻碍非新冠病毒研究的国际合作，今年这一比例为28%。
但是，各国之间存在有趣的差异。一些主要研究国家今年发表的新冠病毒论文国际合作水平较高，但中国的这一比例略低，其2015至2019年总体国际研究合作比例为22%，而今年新冠相关研究中该比例为20%、非新冠相关研究的国际合作比例为25%。不少其他论文也显示中国研究者倾向于国内合作。
同一批作者珍妮·李（Jenny Lee）和约翰·豪普特（John Haupt）在《研究广场》（Research Square）上发表的另一篇还发现，美国、中国和墨西哥的新冠病毒研究者倾向于与来自少于3个国家的研究者合作，因此他们在国际合着上呈现出“双边倾向”。总体而言，中国就新冠病毒进行的国际合着中近一半是与美国研究人士合作。
李教授去年发表了另一篇有关这两国之间研究纽带日益加强的报告，她说：“尽管两国的地缘政治局势日趋紧张，但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正在共同合作，这个趋势甚至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就已经开始。”她补充说，这“告诉我们，科学家在应对全球危机时尤其团结、凝聚在一起”。
然而，这种合作加强的趋势是否缘于全球疫情的深刻冲击和对新冠病毒知识的迫切渴望，以及将来是否会出现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结果，目前很难得知。
她说：“对新冠病毒全球解决方案的紧迫需求似乎已经激发了更高水平的科学合作，但那些让移民受挫、禁止研究资源来源以及将科学家视为潜在间谍来监视等政策，无疑将使国际研究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瓦格纳教授还说，虽然国际研究合作的长期前景尚不确定，但其所面临的挑战将包括重新建立新的网络，并让新兴国家融入其中。
“目前，流动性受到严重限制，因此这一障碍可能会阻碍合作的发起。”她说：“这一‘间隔年’也可能损害研究新颖性，因为许多新思想源于人们的流动，从而带来突破、发现和观点重组。”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发展中国家针对新冠病毒的国际研究合作迅速下降。可能需要采取一种集体政策努力，让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重新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
simon.baker@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Liu Jing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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